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收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用耕地的数量计算。

判断制度本身优劣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宪法在其中是否具有根本性的支配地位，是宪法有效的支配各项制度，并把基本的制度法制化。而我们谈论问题时，往往避开宪法问题，不正视宪法缺乏权威的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是非法治的，迷恋于人治时代的治理方式或者以法治的方式实现人治。

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贫富差别问题，而是承载社会共识的宪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权威，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治国的根本法无法起到根本的作用。宪法本身是抽象的，其内容是相对有限的，只能规定基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只能保障那些具有基本地位的权利，它需要一些制度的配套。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切实维护宪法权威，以宪法继续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推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理念的实现。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同时，宪法通过其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机制，为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提供法律基础与依据。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机关作为宪法机关之一，在这一方面具有重大的宪法性功能，对于推动宪法实施应该而且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落实习总书记的12、4讲话精神，完善宪法监督程序的有效措施。[5]政府由谁产生，如何产生，代表谁，为了谁，这是国体问题。

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1]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解决一时一事的问题，但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和体制入手。两千多年世界经济史证明，我国GDP总量长期世界第一，[10]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把富变成国家的硬实力，没有强起来，没有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其原因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政治问题。2012年12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谈话中，总书记再次提到当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认为这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可能携民意自重，藐视法律，其逻辑是，法律无非是人民代表（议员）的创造物，而民选政府则是人民自己直接亲生的。全盘西化，全盘引进西方宪政体制，是不可行的，应该坚决避免的，也是投机取巧、没有出息、不负责任的表现。

美国是第二个实行资本主义宪政的国家。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认真总结了发生文革的原因，努力探索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和体制。1215年，英国就制定了《自由大宪章》，被一些学者视为英国和西方宪政的起源。相比毛泽东同志当年为破解这个千古难题给出的民主药方，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解决办法，除了民主之外，还有法制。

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公然践踏宪法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历史上看，政权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内战。[14]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这是法政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人类有无可能创造出一种坚固的政体，确保江山永固，万世不易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19]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我们的民主从价值取向上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的民主，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大。

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日本，19世纪中期在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跨入列强行列，其主要原因是在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宪政，立宪行宪成功，顺利完成了宪政转型。即使是民选政府，其行为也要受严格的监督和制约。

[17]因此，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总书记重提历史周期率，就是让全党不要忘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到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可长可久的制度和体制，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久治安。[7]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249页。相反，我们还要做得更好，以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更有优越性、更有生命力。这里，我们不是学习英美宪政的内容，而是借鉴其确立宪政的方式方法和坚决果断的态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关于的政治的学问叫做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原因。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并明确提出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概念，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实现两岸统一，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和平统一。一方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提出了很多宪法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法律解释权与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关系、特区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特区在国家的宪法地位、特区中国居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等问题，都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宪法问题，我们目前有关的宪法制度和体制急需完善。

在短短20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跃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不断开疆辟土，增加人口，聚集了世界上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拥有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高科技，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在70多个国家有驻军或者军事存在。应该做好组织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宪政建设当成科学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迄今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法治建设的重点不再仅仅是民众和社会，而是转变为政府和领导干部，用法律来界定权力的界限，规范权力的运行，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实行宪法政治，既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最终统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繁荣昌盛，又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保证政权永不变色，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正破解这个千古难题。

现在要实现并维系统一，必须靠宪法政治，在法治基础上实现并维护统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其结果一定是宪法政治。

[2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不仅立法成绩显著，而且执法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法治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苏联只存在了不到70年的时间（1922年～1991年），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三，如何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就是宪政的哲学基础和基本逻辑。相比英国宪政确立以后，迄今300多年不打内战，美国宪政立国200多年以来，只发生过一次内战。[12]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政治家Daniel Webster曾经盛赞美国宪法One country, one Constitution, one destiny。

但是实践证明，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因为我国宪法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每次宪法修改也都是党中央提议并提出修正案的，宪法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党的意志最刚性的表达。

【摘要】实施宪法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60多年艰苦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结论。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首先，我们励行宪法政治，健全法治，发展民主，必将极大增强港澳台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支持。实施宪法政治是我们经过60多年艰苦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